文｜王晓波
在城市文学书写的版图中，广州往往被贴上市井繁华、理性务实、商业气息浓厚等标签，而在诗人郝俊的诗集《广州之恋》中，我们读到了一座城市的诗性品质。《广州之恋》是诗人用二十多年的时光写给一座城市的书信。这种深耕的写作姿态，使《广州之恋》避开了浮光掠影的城市速写。这份执着，让诗人有了一种持续的在场与凝视，由此完成了从“身在其中”的日常体察，到“心在其上”的精神跃迁，在效率至上的都市叙事之外，拓展了一方可供心灵栖居的诗意空间。
《广州之恋》
诗集最动人的品质，在于郝俊有能力让熟悉的城市景观在诗性精神的照耀下生出别样的光泽，获得了一种扎根于日常又超脱于日常的审美体验和情感寄寓。以这首与书名同题的诗《广州之恋》为例，诗人写道：“我把平铺在桌上的/地图拿起，高举，/蜿蜒的珠江就在哗哗的水声中站了起来”，“为了缩短距离/我把世界地图沿着180度经线对折/你我所在的地方几乎重叠”——这种将地理位置折叠、让珠江“站起来”的新奇想象，与其说是爱情中渴望缩短距离的期盼，毋宁说是对城市空间的一种诗性重构。诗人说“是我把广州塔这枚炫亮的胸针/别在了胸口靠左的位置”，这样的表达，将城市地标化为贴身信物，使城市与身体、公共空间与私人情感形成和谐的交融与内在的同构。
这种具身化的城市感知方式，在诗人笔下反复出现。在《广州的冬天》中，他写“内心的起伏，让我相信我就是跃上岸的/那朵浪花”，诗人不再是与珠江对望的旁观者，而是城市的一部分，当他发现“两岸把珠江搂得更紧了”，实际上是诗人借助移情的手法，让城市景观得以“苏醒”，有了鲜活的人格主体性。在《登白云山》中，诗人登上摩星岭后抒怀：“在山顶，我才发现/自己刚刚高过尘世一点点，/就开始想念山脚下那个灯火密集的/人世间”——诗人登高望远，其实不是在表现对现实的超脱，而是确认自己与这座城市的切身关联。郝俊的诗不追求浅表的猎奇，而是在日常景观中发掘那些“未被言说的隐秘和心跳”。
如果说城市地标、历史建筑构成了诗集的骨架，那么岭南的草木则是覆披其上的肤发。郝俊对植物的书写，既有博物学般的精确，又有诗人特有的审美观照。《木棉》中“举杯，饮下烈火/煅烧铮铮铁骨的虬枝”，将木棉的红色转化为一种饮火的姿态；《蒲葵》里“阳光剖开叶脉/掌状深裂，忍受分割之苦/在剧痛中失声/用手语播报雨季”，植物的生长特征被赋予了近乎忍痛的情感深度。《三角梅》中“苞片精通修辞/误读并非修订盛开的定义/将错就错是我们乐于接受的生活美学”，诗人从人们对植物的“误读”中发现了一种生活实相。
郝俊擅长在看似平静的表述中埋下机锋，隐含一种深邃的思辨。《风筝和鸟的区别》只有两行：“鸟生在树上/风筝死在树上”，以极简的对比，道出自由与束缚的根本差异。《写诗》中“诗，是一座平面的殿堂”，将诗歌写作的悖论——以平面文字构筑立体的精神空间，凝练为一句警语。《词与物》写“每一个词语/都是我身上的一片叶子/被枝条反复确认/又反复走失”，最后落脚于“沉默，有了时间/表达，背叛世界”，传达出诗人和语言既互构共生、又在彼此的背离中获得辩证统一，完成一种创作自省的哲学表达。值得留意的是，郝俊在古典诗学方面的修养为他的新诗创作提供了丰沛的滋养。例如《沉鱼》《落雁》《绝色》等诗，既萦绕着古典情调，又体现出当代人的视角。《在陈寅恪先生铜像前》一诗，将学术风骨与诗歌敬意一并注入笔端，这种对历史的回望，使现代汉语诗歌接续了一种足以承载精神重量的绵长气脉。
整部诗集最鲜明的艺术特质，是把地域风物转化为有体温的生命意象。《广州之恋》最令人着迷的，或许就是其中那种“微醺”般的情感质地。比如《萝岗赏梅》中“我用最热切的声音唤你们/你们开最小心的花瓣应我”，蕴含克制的深情，《西关小姐》里“你躺下，就有了一片海，/手中的团扇，是从胸口捧出的一轮/圆月”，流露出深婉的幽怀。郝俊的情感表达始终保持一种恰到好处的分寸感。他写爱，不溺情；写孤独，不颓唐；写内心的思绪，不游离于物象。他的语言从不流于空疏，总是紧贴意象，使作品有了一种“深文隐蔚，余味曲包”的内敛之境。
郝俊在《后记》中说，广州于他不仅是“栖身之所”，也是“心安之处”。这种从“栖身”到“心安”的升阶，再到二者的有机统一，其实是这部诗集的一条隐伏的情感脉络——当一位诗人在一座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用词语反复辨认过城市的草木、街巷与灯火，这座城市的景观就会褪去俗世的地域标签，成为精神深处无法抹去的心底印记。《广州之恋》的价值，就在于它生动呈现了一种“城市诗学”：一座城市如何在文字里凝住记忆，一位诗人又如何在城市烟火中确证独一无二的“自我”，从而形成别具一格的诗歌语调。郝俊用一部光阴织成的地理志，给出了答案。
（作者系诗人、作家）配资网首页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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